【專訪】到理大戰場「執仔」的校長鄧振強告別校園：我只是小人物| 立場人語 - Stand News 立場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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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振強說，過去一年在他身上發生的事，很多只是機緣巧合。

首先是接任了香港中學校長會主席。本來不是他接棒的，卻因計劃有變臨危受命。政府過去一年先後訂立《禁蒙面法》、《國歌法》、《國安法》、有教師被投訴專業失德、教育局屢屢向學校發信，要求學校制止學生在校表達政見、或要求通報戴口罩上學人數...... 教育界最近多次成為社會討論焦點，鄧振強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接到記者查詢，在人人害怕誤踩紅線、少講少錯的今天，鄧振強的回應總叫不少人心悅誠服，甚至有人認為他是「黃到金」。而數到最近，去年 11 月警方圍攻理大，統籌校長團進入校園勸未成年學生離開的，也是鄧振強。

還有一件事是巧合。剛屆 60 歲的鄧振強，一早計劃今年 8 月退休，離開自己擔任創校校長 26 年的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本想好好享受最後一年校園生活，卻先後撞上社會運動和新冠病毒肺炎肆虐，學生全年上學日數剩下沒多少，就連本來已計劃多時的 25 周年校慶活動和結業典禮，也隨著提早放暑假無疾而終。

經歷一年多事之秋，本來鮮有在公開場合發言的校長，已經熟習了面對鏡頭和記者。訪問開始前，他純熟地把咪高峰夾好在衣領，把電線收好，但他笑言，雖然自己都算是資深校長，但其實一直「好低調」、「好鵪鶉」，到今天被公眾認識和讚許，也是機緣巧合。

「其實兩年前無人知道鄧振強存在，但在適當的時候，有嘢要做，你咪要去做囉。理大 — 唔係我去聯絡（教育局）局長，邊個去聯絡？」鄧振強說。

「我坐得呢個位，就要做呢啲工作。有嘢要做，就去做，要退下來的時候，就退下來，做人最緊要係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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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上戰場　「佢只係在合理的位置，講合理的話」

2019 至 2020 年度是鄧振強退休前最後一個學年，也是羅桂祥中學 25 周年校慶。鄧振強是該校創校校長，剛過去的學年，學校本來籌劃了不少校慶活動，但最終因為疫情關係，開放日、學生匯演、學生結業典禮，連同他自己的榮休晚宴，統統告吹。

鄧振強老早想好自己的退休計劃，每一步都精打細算過：他要在屆 60 歲時就退休，好讓自己還有時間在 65 歲前攀登世界三座大山；要早幾年開始告訴學生校長退休的消息，讓學生有心理準備；他 59 歲開始練習跑步，2019 年 9 月與同事們跑了人生的「初馬」，打算在退休前結業典禮播放一段校長跑馬拉松的影片勉勵學生，片段已剪接好，連講辭也想好了，現在都派不上用場。搭飛機去外地爬山？疫情一天未完結，恐怕也難以成行。

一早計劃周詳，退休前最後一年卻就這樣過去，有遺憾嗎？他無甚所謂。

「用咗年幾的時間去 plan 退休時講啲咩，但係呢家 — 呀，咁就退咗休啦！」校長朗聲大笑，「都無機會同學生分享啦，都…幾得意，但隨緣囉。」

鄧振強月底退休，近日正在執拾辦公室。

儘管校園生活支離破碎，但過去一年經歷，或多或少已在每人生命中烙上印記。香港中學校長會本來不是什麼政治敏感組織，鄧振強偶然接下後卻成了火棒。他形容即使自己做了二十幾年校長，過去一年經歷，卻是前所未有的挑戰，無論過去累積多少經驗，也不足以預先準備應對。

去年 11 月中有抗爭者發起「三罷」行動，部分人以理工大學校園為據點堵塞紅隧，警方圍堵校園，甚至一度警告以實彈還擊。圍困第二日下午，鄧振強聯同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以及廿多名中學校長召開記者會，促請政府容許校長進入理大帶走學生。最終提議獲警方接納，未成年學生可在校長陪同下離開理大校園，惟條件是需要登記資料，保留以後起訴權利。

也曾進入理大「接仔」的中學副校長張老師（化名）憶述，由當日有校長提出接獲學生求助，到決定召開記者會，再到晚上進入理大校園，整個過程匆忙至極，雖然校長之間有近乎順理成章的共識，但光從有女校長下班後仍穿著套裝裙、還需勉強跺着高跟鞋在爛地上行走可見，其實從來習慣校園是安寧之所的校長們，不少都未準備好要去做這件事。

「當晚我們去到酒店大堂集合，出面突然爆催淚彈，其實個個都係無準備，喊到呢...」張老師笑道。「其實不少校長唔 ready 要經歷這件事，亦都唔 expect Poly 會變成咁…」縱然如此，「其實每個人都係好想幫學生。」

校長第三天進入理大校園當日，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會見傳媒時指，一共有約 300 名未成年人已向警方「自首」，當時身處理大校園的鄧振強與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校長李建文趕忙澄清，指「自首」說法不符警方承諾。雖然其後再離開校園的學生人數漸少，但鄧振強還是繼續每天到理大巡視至起碼第 6 天，以隨時候命支援學生，以至有需要的成年抗爭者。

理大圍城期間，中學校長到場陸續帶走未成年學生。

鄧振強訪問中向記者透露，其實他並無接獲自己學生在理大求助，不過身為社會一份子，就算不涉自己學生，總想出力阻止事件流血收場。張老師得知此事，驚嘆，除了因為這樣做極為疲勞奔波，也因為校長們從一開始進入理大，已不受抗爭者歡迎。

「其實抗爭者一開始好反抗，充滿敵意，因為佢覺得我哋嚟講和、分化。甚至有人會話，你（校長）再行前一步，我就攞箭射爆你個頭。」

而事實上，不少校長成功接走自己學生後也離開了，但鄧振強還是勤勤勉勉每天返去「洗樓」，看看能否再接走多一個未成年學生。

張老師其後也有繼續到理大，她說其實到第 3、4 天，返回理大的校長已不多，但她每天中午左右返到理大時，鄧振強總已早一步到達，跟她說哪棟哪棟教學樓，自己今早已「洗」了一遍，裡面沒有人，不用重複。而當張老師離開時，鄧振強又總是未走，留守着已沒有抗爭者經過的校園平台。

張說，其實鄧振強從無公開講過自己的政治立場。她記得還一次碰見鄧振強，那是在梁凌杰墮樓逝世一周年悼念會上，悼念的人龍由太古廣場排到紅棉道，鄧就在站在人群的側邊。張老師覺得他不是來參與悼念的，但就這樣默默觀察著。

「個感覺就係，後生仔喺邊度，佢就喺邊度。」

其實，梁凌杰是羅桂祥中學的舊生。

張老師直言，這年頭做校長，無論是來自教育局、辦學團體、家長的壓力都不少，無論本身立場、看法如何，身在其位，能做到的，或就是這麼多。

「其實做校長只能夠係咁，我覺得佢擺自己一個很合理的位置，說一些很合理的話，而又真係幫到學生，我係好佩服佢。」

2020年6月15日，梁凌杰逝世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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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教育界成為風眼

官媒、部分政客去年開始對教育界口誅筆伐，多次稱有「黃師」煽動、縱容學生暴力示威，已有教師因其在課堂上、或私底下發表的言論被投訴、被教育局警告，甚至不獲任教學校續約。至《國安法》立法後，政府對教育界的企圖箝制似乎有增無減。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早前接受《大公報》專訪，表明首先要整頓教育界，主動清除界別中的「壞蘋果」，拯救學子免受荼毒。

容易被誤會與政府對著幹的如鄧振強，自然難倖免被投訴的命運。眾新聞今年 3 月刊出鄧的專訪，就提到他去年因為接待返校聲援罷課的校友，被人投訴縱容學生將政治帶入校園。不過最後鄧振強提交的報告獲校董會接納，投訴不成立。

鄧振強指，教育界連同中學校長會在內，過去常年有和教育局就不同議題溝通，雖然雙方意見未必盡見相同，但多年來以專業論專業，就算去年社會運動爆發之後，雙方在原則問題，譬如保障學生福祉、支援學生情緒、保持校園環境寧靜，以柔性方式處理學生躁動情緒等，立場基本上一致。但隨著社會整體氛圍趨緊張，政府與教育界關係亦難免 — 他不說惡化，但承認是「有變化」。

「回顧過去一年，社會係由一個比較寬、有彈性、容讓學校就校本情況去做專業決定（的情況），慢慢過渡至，成個政府立場比較清晰、多咗話某啲行為係『不准』『不能』。譬如有歌不能唱，某些行為不應該做... 政府也越來越多提醒學校，如果學生屢勸不改，懲罰也是需要考慮的選項。」

9.9 各區人鏈

這種變化對教育界、以至於教育本身是好是壞，鄧振強覺得難以一刀切評價，但他最在意的，是香港社會過去所珍視的價值，如公開透明、監察與平衡、和而不同 —— 是否還經得住時代考驗？

鄧振強認為，若教育局有意挽回業界及公眾信心，第一步應該要公開過去一段時間處理的教師投訴，讓教師清楚局方處理投訴準則，減低不確定性。「教育局處理咁多投訴，有部分成立，亦都有大部分不成立。最持平的方式，應該是要同時將不成立的投訴，向社會交代，讓社會人士知道，原來係有好多投訴係出於誤解，唔了解教育工作者的專業守則... 你唔公開，大家個互信就少咗。」

鄧振強認為，教育局有責任確保教師能夠在一個有安全感的環境教學。但記者反問，教育局有無如此意志？抑或讓教師知道自己被嚴密監察、緊貼政府意識形態謹言慎行，才是真正目的？如果前線教師理解的「專業」，與教育局理解的「專業」有別，教師如何自處？

鄧振強沒有直接回答前半部分，但他的建議是，教育人員 —— 尤其是今天和未來的教師，必須認真熟讀《教育專業守則》，且根據專業守則行事，繼續以維護學生福祉為依歸。《教育專業守則》1995 年由教育局前身教育署成立的教育人員操守議會發布，條文訂定了教育工作者的權利與義務，例如就教育工作者對公眾義務的章節就訂明，「當公眾意見分歧時，（專業教育工作者）應教導學生尊重不同的立場和觀點」；「應致力培養學生的自由、和平、平等、理性、民主等意識」。

鄧振強坦言，無可否認，現時政府以至於部分公眾討論，對教育界較以往多了一重監察、禁制味道，但他仍深信，無論是在 1995 年抑或今日的香港，只要教師仍然持守《教育專業守則》行事，其實沒有過分憂慮的理由。

「在現時環境，老師係一定會審視自己教學行為、自己言行，係避唔到。但個關鍵係，當老師審視自己言行的時候，係跟咩標準？係跟一個趨吉避凶嘅標準吖？定係一個是否政治正確的標準？」

資深校長教路，以上兩者都不對，教師唯一的標準，只應是《教育專業守則》，「你審視咗自己，認為根據《專業守則》，你仍然要同學生討論民主議題既時候，你咪討論囉 — 雖然好可能有人覺得民主自由都係一個禁忌，但其實唔係。」

「呢家個新社會環境係咁，你就要有新的應對方法，但就唔係咩都唔做。你要審視自己的做法係咪符合專業標準。如果係符合，你咪繼續做，如果你持守專業，其實你安全㗎喎！」

鄧振強

討論「光時」也 okay

這種政治爭端下的張力，不僅見於教育人員與官員之間，也見於師生之間的關係。雖然外界感覺鄧振強是開明的好校長，但他坦言其實在過去一年，自己與學生關係卻是明顯地變差。

「好微妙嘅，譬如你會見到學生的眼神... 甚至有家長會話我聽：『校長弊啦！個仔在屋企鬧你，點算啊？以前唔係咁㗎。』」

去年 9 月開學後，不少中學均有學生發起罷課、拉人鏈、叫口號、在學校築連儂牆等各式行動表達政見，而當校方希望維持學校日程恆常時，或多或少與學生站在對立面。

「譬如可能有學生想掛張 banner，但我就同佢講，成個學校的空間，係大家管理嘅，你某一個陣營的意見，唔可以佔據晒成個學校的空間。但如果係學生在自己的私人空間、或者班會嘅空間，學校係絕對尊重...... 但學生會覺得我好保守。」

但鄧振強承認，這條可與不可的界線，往往難以拿捏。又例如，自《國安法》後被政府定性帶港獨意味的「光時」口號，鄧振強坦言，《教育專業守則》訂明教師應尊重法律，學校環境日後確實難容讓學生高呼「光時」...

「但我要補充，如果學生係同我討論點樣睇『光時』呢，咁又 Okay 喎。」

「我們係要因應學生需要，用溝通同解惑的角度，大家交換意見。學校環境係可以討論，但唔可以俾人覺得你係做政治動員、政治宣傳。」

社會紛亂如斯，有人會覺得再強調過去的制度、規矩和原則，只是過分樂觀天真。問校長，有沒有試過倒過來被同學或抗爭者動搖自己的想法？

「我都花咗啲時間去睇『制度暴力』的概念 ...... 因為你要理解學生思維，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哋會從理論再去研究，咁我呢度都有自己一啲反思...... 」

遲疑了一下，沒有說下去。

「但係當你孭咗校長頂帽的時候，我仍然係會跟《專業守則》辦事，因為你唔跟專業守則，你就好可能響業界度被視為失德，你就唔可能再喺教育工作行業做嘢。」

在社會翻雲覆雨之際退下來，會覺得不合時宜嗎？

眼前的資深校長笑，「我太太就覺得我退得合時，退得合時。因為未來條路難走好多，唔容易走...... 我就覺得 60 歲退休都係幾合理的時間，因為我自己人生，仲有好多嘢想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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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生眼中的校長：和而不同

鄧振強近年接受不少訪問，常強調自己深信「兼聽」、「多元」、「和而不同」。記者邀請鄧振強提供側訪名單，希望從學生、教職員口中了解他為人。不出所料，校長一口拒絕。

「我啲 referral 會有 bias，你哋比較獨立持平。我邀請的話，佢一定會覺得要唱好我 — 個世界應該有多元聲音㗎嘛。」

結果記者從去年全港多間中學學生發起的聯署名單，聯絡畢業 2 年、現於中文大學就讀的羅桂祥中學舊生子維。以香港中學常態而言，校長與學生的一般不會太接近，不過子維曾參與鄧振強有份帶的辯論和長跑活動，因此彼此認識。子維說，自己早幾個月接獲大學通知轉學系申請獲批，鄧振強還在 Facebook 訊息裡祝賀過他。

子維認同鄧振強是很開明的校長，在他記憶中每年的六四，鄧振強總會在早會談及當年民運和鎮壓的歷史，這對子維而言可謂政治啟蒙。而在 2014 年雨傘運動期間，學校甚至曾安排同學罷課一天，在禮堂進行不同公民教育活動。如今回想，學校算是相當勇敢。

「雖然好似打手咁，但好老土咁講，我覺得呢間學校係俾學生好多機會去做想做嘅嘢。就算係課外興趣都可以，譬如學校有得打拳、有得變魔術，我都會覺得好神奇。我最印象深刻一次，係 2016 年，我想在學校搞一個本土研習社，老師當時都幫我一齊構思，而唔會即時就 ban 咗我個 idea —— 雖然我最後無成立到個學社。」

子維坦言，訪問前一晚，自己還糾結着如何形容校長為人：如果一面倒唱好，大概會顯得很虛偽吧？如果說校長的不好，他會不會討厭我？如果他 inbox 問我點解咁諗，點覆？

「我唔係驚佢，但係驚要同佢傾。好似如果媽咪突然間 Send 一大段 whatsapp 嚟，叫你不如返屋企食飯啦，你會唔知點覆……」

這種矛盾，源於既尊重校長，卻非事事同意他的看法。得知鄧振強在訪問中流露對教育專業的堅持，子維噗哧一笑 —— 絕非恥笑，卻是覺得，實在太符合校長的人物設定了。

「佢係一個好相信客觀價值、或者客觀標準的人 —— 和平、言論自由、民主、專業操守。其實我都認同呢啲價值，但我會覺得，其實現實社會係影響到我們對這些價值的追求。例如我有時會覺得，我們相信『和而不同』，校長有時要睇返，係邊啲人令到我們無辦法『和而不同』。」

他尷尬地笑，「我讀書時已經係咁諗，但唔敢同佢講。」

子維

曾立志畢業後做通識教師，子維 2018 年入大學時選修通識教育系，成為末代通識教育學生，但經歷過去一年社會變化，教育界在威權統治下空間日漸縮減，加上對大學課程感到迷茫，他毅然決定轉讀政治及行政學系。

當母校校長深信依仗專業，教師仍能做到問心無愧，子維則有感所謂「專業」，任由掌生殺大權者詮釋。「我都會諗，如果第時個個通識老師都要舉住紅旗教書，咁我會想係人哋教、定係我自己教呢？但我最後都係說服唔到自己，在咁嘅環境，我到底仲有幾多 agency。」

「『教育專業』，無錯嘅，我都認同教育專業係有一套好客觀、普世的準則... 但我會覺得，呢個準則在今日香港社會，係不斷咁變。咩叫無犯錯、專業，可能呢一刻係講政治中立嘅老師，課堂上咩政治都唔講，唔評論社會運動、唔評論社會問題。但係下一刻就可能係，要一個不斷讚美呢個社會嘅老師，先係一個『好』通識老師。」

子維舉例，就算如獲終身聘用的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亦難逃被解僱命運，「如果『專業』的定義係不斷咁變，我哋讀幾多次本《專業手冊》都無補於事。」

「我會覺得，佢（鄧振強）嗰個時代，箝制少啲，限制少啲，佢自然可以咁諗，但佢未必明白呢家準備投身教育的學生、準老師，佢驚嘅限制，或者突如其來的指控……我會覺得，校長未必會明白呢種憂慮。」

儘管不完全認同其看法，子維始終尊敬校長，「佢真係相信『和而不同』，所以就算學生立場同佢唔同，佢都會好有耐心咁聽完先。」「我知道其實我無辦法說服到佢，我知道自己同佢有唔同，但我都係好敬佩佢。」

子維形容，鄧振強就是這樣表裡如一，貫徹始終的人。

「佢唔係只係敷衍你，或者只係為咗做得好睇先咁，而係真係講緊佢想講嘅嘢，做佢想做嘅嘢。而佢都畀學生一個機會去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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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係一個小人物」

鄧振強形容，自己的人生比較簡單，就是「從校園去到校園」，1982 年香港大學歷史與政治系畢業後，就加入了前線教師行列，擔任歷史及中史科老師，94 年擔任羅桂祥中學的創校校長，一做就是 26 年。

從事教育大半生，他卻笑言不是自己選擇教育界，而是教育選中了他。

「教育唔係我首選，好坦白講（笑），因為我唔鍾意講嘢，我細個好怕醜。我記得嗰時啱啱入香港大學呢，因為我喺元朗讀書出嚟，同一個 tutorial group 有啲名校女仔一齊，我就好開心，因為佢哋會講晒，我唔使出聲。」

「我當年首選係打政府工，因為打政府工係做事，教育係育人，育人責任好大。1982 年中英前途談判，香港經濟好差，政府赤字，停咗公務員招聘，無位入職....我咪投身咗教育。」

鄧振強擔任校長課程導師多年，他向記者展示參加者對他評分，「我都幾高分㗎！」

鄧振強回想八十年代初入行時，社會尊重教育行業，教師自主空間大，有心有力的教師可以嘗試各種不同創意教育法。但八十年代也有其問題，重重關卡如初中評核試、會考與高考、不足一成的高等教育入學率，當年教育的首要目標，就是訓練學生避免遭考試制度淘汰，甚至導致出現了 2000 年推行教改時、政府口中的一批「高分低能」學生。

二十年過去，當日教改報告形容有效加強學生批判思考的通識教育科，今日被打成為供「黃師」灌輸激進思想的平台，高中必修科地位岌岌可危；當年報告建議要改善考試模式及評分機制，讓學生有更大空間發揮獨立思考及創意，2020 年的香港，卻有一道公開試題目因「傷害國民感情」、「沒有什麼討論空間」被取消。

鄧直言，對未來仍留在教育界的同工而言，眼前路無疑崎嶇較以前崎嶇。

「我會覺得，以前比較安全係做校長，因為校長唔使承擔每一科成績的責任。但我諗將來做校長就會辛苦過前線啦，因為你作為校長去領導學校，社會對學校多咗要求，或者唔同要求之間係有衝突、矛盾，咁你點樣調和、帶領你啲同工...會艱難咗好多。」

撇除大環境，鄧振強如何評價自己？過去二十幾年，有沒有在羅桂祥中學實踐了自己對教育的願景？他卻說，其實自己理想比較簡單，只希望學校對學生而言是一個開放、安全的環境，學生畢業後回想在校的幾年，尚算愉快，足矣。「但都唔係我說了算。你去訪問我啲學生啦。」他笑。

鄧振強本來計劃好，要趁 65 歲前結隊前行，第一個計劃是聖雅各之路（Way of St. James），由法國步行 900 公里至西班牙朝聖；第二是攀登珠穆朗瑪峰大本營，海拔 5200 米；第三個計劃是非洲最高峰吉力馬札羅山（Kilimanjaro），海拔 5895 米。現因疫情之故計劃不似預期，鄧振強笑言他要求不高，只希望今年 11 月「毅行者」可以如期成行。

「我諗住係 65 歲之前可以行晒呢三個山，我就覺得好滿足啦，因為 65 歲之後再行高峰呢，死亡率係好高，我計過數 ...... 所以你問我退休合唔合時，我覺得呢家我身體狀況還可以，退休係合時嘅。」